影行者

後殖民時期的香港公民社會是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追求中逐步形成的——這個時期以1997年香港領土主權從英國歸還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分界，主要始於200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一系列針對拆除公共和住宅空間的抵制運動。這一系列運動的核心事件包括保護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2006-07）及舊利東街（2003-08），這些運動不僅催生了空間正義的倫理價值觀，同時也將關注這些事件的公眾和精英階層聯繫到一起，形成一種持續合作和關愛的社會關係。

在香港後殖民時期空間性的構建過程中，視覺活動、感性認知和情感訴求無處不在，伴隨著這些空間競爭，香港的社會參與藝術不斷興起和發展，這絕非巧合。在這些藝術發起人中，非營利性視頻創作團體影行者（始於2007年）成為了對草根階層爭取空間權利中最專注的記錄者和傳播者。通過在基層市民中推廣負擔得起的、以鏡頭為基礎的媒體，將自上而下的城市重建製成影像，並對其提出批判和質疑，該團體為被剝奪權利的個體和家庭建立了一個平台來滿足他們的迫切需要，這些人與城市空間共同呼吸存亡，而這個平台能夠讓他們表達自己對這種共生生活的切膚之痛和持久熱愛。 這些口述歷史在一個系列電影中有所呈現，這個系列電影是由在利東街、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菜園村、深水埗、長沙灣、土瓜灣和九龍城的土地和物業被徵收中受到影響的居民一起製作的，然後被整理成一套DVD在展覽中展出。 

除這些檔案資料外，「舊區五行」系列和「炸理滷味」系列的兩部短片以及另外兩個動畫片段也被選出來，作為近年影行者製作並通過社區放映和網路媒體在廣大公眾中傳播的實驗電影的案例。與地方主義的簡化論述相反，他們表示，空間保護不能歸結為象徵性的文化政治，不應僅根據被阿克巴爾·阿巴斯稱為「民主外衣」^[1]

以地標性景點和建築為標誌的殖民遺產， 就狹隘地將「香港性」定義為政府為促進香港融入國家而援引的本土主義的反面形象。相反，最關鍵的是在遊擊隊模式的藝術實踐支持下自下而上生成的世俗空間，它拒絕外在的抹殺和審美上的退化，而這種抹殺和退化是由不斷的破壞和重建推動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來的。

新春糊士托：藝術節 廢墟中的藝術節

2008年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新界東北部菜園村的土地計劃將於2010年收回，為廣深港高速鐵路的（XRL）「緊急救援站和停車線」^[2] 騰出空間。 憑藉從兩個碼頭和幾個舊區的保護運動中獲得的經驗和價值觀，當地的活躍分子——主要是80後加上受影響的村民發起了抵制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運動，作為對該計劃的回應。^[3]

除了關注村民的生計、新界脆弱的農村生態、被高度質疑的選址以及這一項目所需的巨額資金外，這場運動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他們意識到，廣深港高速鐵路（XRL）會加速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行政和地域邊界的消失。

從農村到市中心，抗議活動持續了兩年，但基本上徒勞無功，因此他們改變了這項運動起初的目標，從保存農村轉變為持續爭取公平補償和足够的搬遷時間。^[4] 然而，就在一切毫無進展的時候，一場以「新春糊士托：廢墟中的藝術節」命名的藝術節在2011年春節的大年初三和初四舉辦，將數千市民帶到了村落裡，這讓他們的運動獲得了關注。這場藝術節由一百多名藝術家、音樂家、學生和作家共同舉辦，他們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活動，包括音樂會、具有儀式感的典禮、舊市、現場裝置和攝影展，讓參與者可以在這個半廢棄的村落中找到文化珍品。 關於這一瞬間的記錄資料表明，這是一場煉金術般的變革，它將一個政治動盪的地點變成了具備來之不易的文化尊嚴的地帶。 

「新春糊士托」代表了社會參與藝術的一種節日模式，這種模式在後殖民時期的香港並不少見，它有效地重塑了情動政治。 這說明，持續的文化產出可以通過藝術來實現，這是直接行動無法做到的。 正如當地作家Tse Ngosheung在關於這一藝術節的紀實作品中所反映的那樣，快樂比憤怒更具建設性，因為對於它的抵觸情緒可以促進超越特定政治訴求的文化更新。^[5]

回顧這一節日，它標誌著一個轉折點，香港年輕一代從此開始在農村發展更具生態價值的生活經濟。

活化廳 

2009年，一群香港藝術家和策展人成立了非營利組織活化廳（Woofer Ten）（2009-2015），當時他們從藝術發展局那裡獲得了上海街404號店面空間的管理權。此前該空間曾是白立方畫廊 ^[6]

的所在地，而藝術發展局每兩年就會公開為該空間招募管理者。由於不滿藝術空間和油麻地周邊的基層社區缺乏交流，活化廳開始工作，他們將店面變成了「社區中心」，但他們提供的不是社會服務，而是一個讓基層市民進行創造性表達和社區聯盟的平台。 

活化廳位於油麻地的中心位置。自2001年市區重建局（URA）成立以來，該區域的微觀經濟體、傳統生活方式和社區網絡面臨著被連鎖店和壟斷型地產企業取代的威脅，因此活化廳的項目便不可避免地圍繞著空間話題展開，將藝術的民主化與從大眾階層日常生活的智慧中尋找空間生產的反制策略相結合。 這種方式在活化廳策展項目「油麻地自救項目及示範展」（2012年）中有顯著體現，該展覽舉辦時，油麻地新填地街與山東街交界處的20個街區即將被墾復，^[7]

記錄了活化廳活動、傳達市區重建爭議討論的社區月報活化郵報也面臨變動。

Woofer Ten漢語音譯為「活化廳」，也正象徵著該組織通過創新手段重振舊區的基本方法。通過嘲諷市區重建局（URA）的名字，它與保護歷史遺跡和改善城市生活的論調形成了對立，政府機構容易對這點加以利用，通過合法暴力手段來促進財產徵用和土地再商品化。活化廳作出了改變，它轉而嘗試通過一種縱向的、社區導向的社會參與藝術來復興舊區。通過推動不同類型的空間實踐，如烹飪、手工藝、放映、城市農業教學、展覽和針對當前社會事件的自發策展計畫，它重新分配了上海街乃至整個油麻地區域的空間秩序，建立了城市空間的集體使用權。